当今世界，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趋势。许多国家都在对自身发展进行战略谋划的时候，注重把发展绿色产业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并制定和推进了一系列以绿色新政为标志的长远规划。在我国，绿色发展也被提到了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被首次单列为重要篇章。在国际竞争白热化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中国要实现可持续绿色发展，实现和平发展，必须以新一轮的绿色革命为契机，尽快构建国家竞争力的基本模型，寻求绿色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长效机制。

　　一、国家竞争力

　　理论面对飞速发展变化的世界经济与贸易格局，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增强国家竞争力的要素体系和科学理论。1990年，美国哈佛商学院著名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在其著作《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独创钻石模型（也称“波特菱形理论”），分析了一个国家某种产业能够在国际上有较强竞争力的原因。作为一系列国家竞争理论中的最新成果，这一模型因更完善、更贴近现实而被多个国家的竞争力委员会所采纳。

　　波特认为，决定一个国家某种产业竞争力的因素有四个[1]： 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基础设施；需求条件——主要是本国市场的需求；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这些产业和相关上游产业是否有国际竞争力；企业的战略、结构、竞争对手的表现。这四个要素具有双向作用，形成钻石体系。在四大要素之外还存在两大变数：政府与机会。机会是无法控制的，政府政策的影响是不可漠视的。

　　基于对波特钻石模型理论的理解分析，笔者结合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道路，将国家竞争力要素概括为五大方面，即主体素质、要素供给、国内需求、国际联系和公共制度。值得一提的是，机会这一变数我们无法预测也无法控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也告诉我们，人类自身能把握的内因才是事物变化的根本条件。因此，本文未将其列入国家竞争力的基本要素。

　　（1）主体素质

　　主体素质是指社会人的道德素质、智力素质、审美素质、身体素质、劳动素质等的综合表现。国家竞争力中的主体是国家的微观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家竞争力的实施者，与之对应的竞争力客体则是资源、技术、资本等各种对象。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能力形成国家竞争力的基本态势和现实背景。

　　（2）要素供给

　　影响国家竞争力的供给要素包括自然资源、资金支持等。这些要素的充分供给和有效利用可以创造一个有利于生产率提高和产业集群的环境，而且从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根本目的出发，供给还直接提供了改善生活水平的关键要素。无论是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还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传统供给学派，都强调要素供给的作用。

　　（3）国内需求

　　需求规模反映了国家竞争力各主体需求的总和，较小的需求规模无法形成国家竞争力应有的产业基础和规模效应。需求层次不同，竞争力的强弱随之产生区别。一般而言，先进的科学技术等需求占的比重越大，需求层次越高，竞争力也就越强。此外，作为动态而不是现状的考察，未来的潜在需求也是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

　　（4）国际联系

　　全球联系构成国家竞争力研究比较的基础，没有对全球联系的考量，国家竞争力研究就缺乏应有的意义。国际间的商品与服务流动对国家竞争力的积极作用已经得到充分的体现，资金、信息和技术流动可以使投资接受国获得知识技术的溢出效果，在具体活动中作出合适的决策，以应对不断动态变化的国际竞争环境。同时，国际文化交流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体系的上层建筑，它们的差异影响到国家联系的规模、质量和实现形式。

　　（5）公共制度

　　公共制度，简言之，即规则安排。对于不同素质的竞争力主体，在不同的环境下对不同要素的权衡取舍以及不同的实现过程与方式，规则安排的差异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公共制度可以从市场竞争和政府管制两个方面进行考量。市场竞争所体现的优胜劣汰可以促使市场主体降低成本，改善质量，提高经营效率。但充满竞争的市场存在着如垄断、外部性、不对称信息等局限，因此需要政府的监管协调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此外，主体对规则的创造性破坏即创新对于提升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历史无数次证明，创新是国家强盛和民族振兴的源泉。

　　以上五个驱动要素的性质、特点和作用方式各不相同，其对国家竞争力的贡献也不同。因此，必须强调的是，在一个富有竞争力的国家，这些驱动要素都应当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忽视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确保形成较强的国家竞争力。

　　二、国家竞争力框架下绿色发展的要素分析

　　绿色发展是指将环境资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要素，把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贯穿经济社会活动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和各个领域，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与可持续发展。国家竞争力系统的五大驱动要素为促进绿色发展提供了分析路径、基本框架和全方位的动力支持。

　　1. 公民主体素质是绿色发展的根本前提

　　按照行为科学原理，人的行为是其心理和意识的外化和外部表现，心理和意识则是人行为的内在机制和内部条件。要实现绿色发展，必须首先从根本上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价值观，对自然进行理性认识，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哲学上的再思考。只有生态文明观念真正根植于人民群众的意识中，才能改变广大人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才能转化为实践绿色发展的实际行动，由此引发社会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全面深刻的绿色变革。在知识经济时代，“从世界科技发展看，科学技术特别是战略高技术正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2]。依据马克思的生态技术观，科学技术在“合理地调节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中的基本作用有两种：一是废物资源化，即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去发现或揭示废料的新的有用性质；二是废物减量化，即发明和采用新的生产工具，改进和革新工艺方法，在生产过程中减少废弃物排放，做到源头控制。这一思想依然是我们今天绿色科技发展和创新的基本方向。而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科学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应用转化，都离不开科技专业人才的支撑。“要在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中取得重大突破，必须有一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高新技术的高素质科技专家。”[3]面对资源、环境和人口的巨大压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强烈呼唤，只有在人才这个“第一资源”的维护和运用上下足功夫，才能使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真正落到实处。

　　2. 自然资源供给是绿色发展的天然条件

　　首先，自然资源为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本物质资料和生态环境。“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也就是说，社会的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但只有劳动还不能创造财富，它必须依赖一定的劳动对象，即自然界提供的土地、能源、水等资源，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正如马克思所肯定的:“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4]在现代工业社会，还有一个严肃的事实必须引起我们注意，那就是人口素质的提高与环境的优劣关系重大，环境污染重、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多，人口的身体素质必然下降，而身体是干事创业的根本，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人口体质孱弱，何以发展？其次，自然资源是绿色发展的资本优势。土地肥沃、矿产丰厚、气候适宜等自然条件往往成为某地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契机。纵观世界各国，无论是遥远的古代还是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都可以发现，在其他情况大致相同的条件下，一些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往往要比资源相对贫瘠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快一些，劳动生产率也更高一些。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劳动的不同自然条件使同一劳动量在不同国家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量，因而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使得必要劳动时间各不相同。另一方面，自然资源的状况还决定一个国家经济部门的分布和发展方向。“资本的祖国不是草原茂盛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地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环境的变化，促使它们自己的需要、能力、资料和劳动方式多样化。”[5]事实正是如此。我们只有在水力资源丰富的地区才可能建成大型水电站，只有在良田广阔的地方才可能建成商品粮基地。总之，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自然资源的制约。

　　3. 国内市场需求是绿色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发展生产力途径既包括劳动时间的节约，也包括提高消费力。 “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一种生产力的发展。”[6]在这里，马克思是把消费力的发展看作生产力的发展，把发展消费能力和发展消费资料看作发展生产力的途径。当人民群众步入小康和初步富裕阶段，会越来越重视生活质量的提高，他们需要干净的水、清洁的空气、没有污染的食品和无公害的日用品。社会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给绿色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的发展带来广阔的市场空间。企业为了适应市场需求，购买节能环保设备，进行生产流程和工艺改造，改变原料投入结构和比例，这些行为能够有效激发对相关技术、设备和服务的生产性需求，并通过投资产生的乘数效应带动相关产业和行业的发展，有利于推动国内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的战略性转型升级，促使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迈上新的绿色台阶。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绿色产品日益博得消费者的青睐，绿色需求市场呈迅速上升势头。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扩大内需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巨大的需求规模，再加上我国多层次的需求结构，这些市场优势有利于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相互促进、良性互动，使我国绿色发展潜力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

　　4. 国际合作交流是绿色发展的外生力量

　　从自然属性看，生态环境本身就是一个整体，环境问题的发生及其影响范围已超越国界，世界各国都是全球环境问题的利害攸关方，因此，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从发展角度分析，国际联系使国家之间的产业竞争重新聚焦，为绿色发展提供新的起点和机遇。随着国际社会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重视，绿色产业已成为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竞争的明显趋势，发展绿色产业成为一国融入世界经济的明智之选。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加以消化吸收，可以为一国绿色发展节省时间和资源，以较快的速度赶上世界技术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此外，加强国际联系，获得更多世界信息，可以为一国绿色产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抢占国外市场创造条件。当前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越来越高，绿色壁垒的现实压力将促使国内企业合理充分地利用资源与能源，保证在最低消耗下完成生产或活动过程，减少废物产生与污染物排放，并增强企业的环境保护责任，促使企业提高自身形象，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获得国际认可的“绿色标志”这张“绿色通行证”，推动产品顺利进入国际市场，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提升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还将促进国内的环保法律法规融入国际贸易的规则中并在国际贸易中纳入大量国际和国别环保法律法规，由此，该国可根据国际惯例，限制别国不符合本国环境保护要求的商品进入国内市场，从而保护本国生态利益和可持续发展。

　　5. 政府公共制度是绿色发展的重要杠杆

　　现实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现实的制度化关系，每一个社会主体与其他主体发生关系都要遵循制度的规范，借助制度这个纽带使彼此之间的交往有章可循。经济利益和生态机制之间存在着各种现实的利益冲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利益之间不可协调。事实上，通过制度的设计和机制探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找到利益之间的结合点，从而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实现生态环境资源有效配置，促使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相互转化。公共制度在绿色发展中要达到“激励相容”作用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正向激励，通过优惠政策和生态补偿等制度安排，鼓励那些率先实行低消耗、低污染的经济行为。因为资源消耗越少，生态环境污染越轻，其经济行为的业绩就越大，就能够激励市场主体进一步采取科学的、先进的技术措施，去更好地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平衡。二是负向激励，通过法律制裁、经济惩罚等制度安排，遏制传统的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行为。因为资源消耗越高，生态环境破坏越严重，其经济行为的业绩就越小，从而能够有效地迫使经济个体果断放弃传统的经济行为，把经济发展真正建立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之上，逐步回到可持续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三、提升中国绿色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绿色发展得到了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同时也面临着各种瓶颈制约。通过以上对绿色发展的要素分析，从提升主体素质、增强自然资本推动力、扩大绿色需求、深化国际联系和健全绿色制度五个方面入手，不断提升中国绿色竞争力，不仅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十二五”规划的重大举措，更是中国抓住这场主导全球的绿色潮流，在新的国际竞争中实现和平发展的战略抉择。

　　1. 加强教育宣传培训，大力提升绿色意识

　　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正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人民群众的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意识有所增强。然而现实中，依然存在传统消费观、传统小生产意识、传统政绩观等一系列陈旧观念，从精神层面割裂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及生态与经济的协调；绿色人才的匮乏和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不扎实，影响着绿色发展的前瞻性和持续性。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绿色理念，首先，要加强绿色教育，把生态环境保护正式纳入各类各层次教育计划和教学大纲，分层次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使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自然价值观，掌握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知识和技能。各级领导干部处于决策地位，是否具有绿色意识关系到科学发展能否落到实处，因此，领导干部的绿色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要通过组织轮训、开办系列讲座与常态化的学习，切实增强领导干部尤其是企业干部的绿色科学发展意识。其次，要充分发挥政府、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不断创新和丰富绿色宣传的手段和形式，唤起公众的环境忧患、责任和参与意识，帮助公民在具体的行动中结合自身实际形成绿色文化认同，主动选择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最后，要积极涵养和开发绿色人才。结合社会的实际需求，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院校开设绿色经济、绿色技术和绿色管理专业和课程，建立绿色研究和教育基地，培养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推动绿色生产技术、绿色设计技术和绿色管理等创新。

　　2. 加强生态修复治理，涵养自然资源承载力

　　针对我国自然资源相对不足和严重破坏的现实情况，总结国际、国内生态建设的长期实践和成功经验，增强自然资源资本推动力主要有三大措施，即保护、自然恢复和人工治理。一是对现有未遭受破坏的自然生态进行保护。具体而言，就是在一些资源短缺、环境容量有限、生态比较脆弱、地震和地质灾害频发的地区要严格限制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开发，而那些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地、有特殊价值的自然遗迹所在地和文化遗址等，需要在国土空间开发中禁止进行工业化、城镇化开发，防止人为造成新的生态退化。二是依靠自然的力量对遭受退化的生态实现自我修复。研究和实践均表明，多数地区的生态环境可以依靠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逐渐恢复到相应的自然条件所能允许的水平，形成符合当地条件的动植物群体。绿色发展中应充分利用这种自然修复能力，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生态建设效益。三是人工综合治理。生态技术如现代种植技术、养殖技术、节水技术、工程技术、化学技术和监测技术的系统开发和推广应用是人工综合治理的关键因素。对那些有必要、也有能力进行生态修复、改善的局部地区或区域，要加大改善力度，甚至使其超过自然条件下所能具有的生态质量和数量，建立更高层次的生态系统。对一些在遭受干扰或破坏后已难以恢复到原有状态的生态区域，要注重保持其生态的稳定性，遏制生态的进一步退化，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的生态功能。

　　3. 引导挖掘绿色需求，培育健康良性市场

　　扩大国内绿色需求，构建绿色市场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不仅需要消费者绿色消费意识的觉醒，还需要政府大力引导监管企业的市场开发创新。首先，规范绿色产品市场秩序，建立健全相应的绿色规范是扩大绿色需求的当务之急。我国政府应借鉴国际评价标准，不断推进绿色产品认证机构、认证体系与国际接轨，加强绿色产品的标识管理，严厉打击伪劣假冒绿色食品和商业欺诈行为，着力营造清洁绿色的市场环境，增强消费者的绿色消费信心，提高全社会绿色消费的积极性。其次，政府要大力推进信息公开，制定符合我国具体情况的“绿色消费指南”，引导人民群众减少或拒绝使用消耗大量资源、明显伤害环境的产品，或带有过分包装等的产品。尤其要注意对广大农村消费者和城镇中、低收入消费者的绿色消费宣传与教育，帮助他们提高绿色消费知识水平，以有效辨识并正确选择绿色产品。最后，作为市场的重要主体，企业要高瞻远瞩，不断创造市场需求。消费需求有两类，即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而潜在需求中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消费者已意识到自己有这种需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如产品尚未生产出来、产品素质不对路、关联产品不配套等原因使需求还不能实现；另一种是消费者客观上还未认识到的需求。企业要深入洞察和挖掘消费者的潜在需求，瞄准市场趋向，采取不同的产品和市场开发策略，满足、引导和激发消费者对产品质量高级化、多样化的绿色需求，不断扩大市场潜力。

　　4. 积极开展环境外交，扩大国际绿色合作

　　自1972年参加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与国际社会携手开展环境保护工作，并取得了长足进展。新形势下，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语系中的重要话题，面临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和许多严峻的挑战，我们要立足于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参与、维护和深化国际环境合作。一方面，要通过政府的双边、多边、区域性合作，通过研究机构和非官方民间组织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拓宽环境外交的层次和领域，在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推广、人才培训、信息传播、政策制定等方面，完善信息资源交流和共享机制，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总结他国实践教训，提升我国环境管理能力和绿色发展的水平。另一方面，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由于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一些发达国家为了自身利益，以生产投资和国际贸易为幌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给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损害；或者是要求发展中国家承受与自身不相适应的国际义务，气候谈判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面对发展能力与外部压力交织的双重困境，中国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本原则，从以往的一般参与者向维护者、建设者转变，采取灵活的外交谈判策略，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双边关系，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筑牢国际污染转移防线，科学评估即将参与的国际环境协议对本国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影响，坚持“以外促内”，为自身的绿色发展争取最大权益。

　　5. 健全完善公共制度，规范引领绿色发展

　　当前我国绿色发展的制度建设与绿色发展的本质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运行机制和实施效果没有得到较好的体现。从大的方面来说，健全完善绿色公共制度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健全完善生态补偿与惩罚机制。对于环保类企业给予税收减免、政府补贴、信贷倾斜等优惠政策，引导市场和资本主动选择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方式；对那些有害于环境的产品开征污染税，加大污染企业的违法成本，在这种价格杠杆的调节机制下，迫使资本和市场放弃高污染、高消耗经济行为。二是探索建立绿色GDP评价制度。通过建立绿色GDP评价指标，完善统计核算技术，转变政府政绩考核理念，把考核侧重点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延伸，从重短期效应考核向突出长期效应考核转变，引导各级政府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合理开展“绿色”“招商选资”，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共处融为一体，真正走出一条个性化、特色化的绿色发展道路。三是建立健全推动绿色发展的法律体系。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研究、制定一些新的法律法规，加快修改、完善现有法律法规，形成基本完善的促进绿色发展的法律制度体系；做好相应的配套制度建设和标准制定工作，完善法律实施细则，规范绿色执法行为，真正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根本上为我国的绿色发展树立坚实的保障之墙。

注释：
[1]［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58—162页。

　　[2] 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八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载于2006年6月6日《人民日报》。

　　[3] 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16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425页。

　　[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61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25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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