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深生态道德的提出是后现代伦理对生态道德的研究走向深层的表现形式，是对生态道德的一次革命性递进。深生态道德不仅关注现代性生态危机的追问与批判，而且关注后现代性的生态道德规范，力图通过哲学等多种学科的运用和价值评价，解决生态活动中那些不可预测性的生态道德问题，促进人们新的生态道德观的形成。
　　关键词：深生态；后现代性；道德观
　　基金项目：200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深生态道德研究”(08JA710021)。
　　作者简介：王世民,男,江西科技师范学院教授（江西南昌   330013）;王譞,男,南昌大学讲师，博士（江西南昌   330031）；郑苏淮，男，江西科技师范学院教授（江西南昌  330013）；秦红梅，女，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副教授（江西南昌  330038）。
　　深生态道德（Deep Ecological Ethics）的提出是基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生态道德的研究走向深层的表现形式，是对生态道德的一次革命性递进。深生态道德的产生是后现代主义哲学批判的一种结果，也是后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具体表现形式。它的提出，就是要对机械主义自然观和二元对立观埋下的现代性生态危机的显形祸根进行规正，查找或明辨现代性生态危机的隐形阴霾，用道德的方法加以规整，防范于未然。同时，对开展后现代伦理的实例研究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一、深生态道德的起源——后现代性的哲学追问与批判
　　著名的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在接受美国网站Bigthink访谈时称：“人类基因中携带‘自私、贪婪’的遗传密码，人类对于地球的掠夺日盛，地球资源正在一点点耗尽。”[1]在我们看来，地球将在200年内毁灭的可能性极小，但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敏锐的科学家在生态危机问题上的警示，值得我们在道德上进行深层的追问。
　　其实，挪威著名哲学家阿恩·纳斯(Arne Naess)1972年提出的“深生态学”(Deep Ecology) 就在类似生态问题上，对“为什么”、“怎么样”提出“深层追问”。余谋昌先生谈到深生态学时讲：“作为科学的生态学是不追问这类问题的，例如，自然观和价值观问题，政治观和经济观问题，技术观、社会观和伦理问题等，生态学是不追问的。深生态学不仅追问这些问题，而且强调这种追问的‘问题的深度’，从而揭示环境问题的深层根源和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2]余谋昌在此不仅简要地说明了什么是深生态学，更重要地是强调必须运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伦理学等学科来解决生态危机等现代性问题。
　　我们研究的深生态道德所关注的不仅是深生态学关注的现代性生态危机问题，而且关注人们如何运用哲学等多种学科来规范影响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发展的深层次的道德问题，这应该是后现代社会的时代性要求。马克思曾经在谈到时代“问题”的意义时说：“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3]无疑，时代性的“问题学”是马克思哲学思想重要养分之一。他把“现代社会”存在的现代性问题作为关注的焦点，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这一思想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依据马克思这一观点，后现代主义的话语在现代自然生态危机的深度追问上应该具有哲学批判的含意。因为“人与自身、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深层思想根源都可以追溯到机械主义的自然观，而且这种机械主义自然观也是二元论和个人主义甚至人类中心主义等的哲学基础。”[4]因此，关于“人类基因中携带‘自私、贪婪’的遗传密码”的追问，既是一个遗传学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与“人之初，性本善”是两种截然不同伦理道德的认识论问题。我们以为，史蒂芬·霍金所讲的人的“自私、贪婪”的遗传密码，其本意不只是讲遗传学问题，也是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对当前人与自然生态关系恶化的一种道德批判。
　　既然深生态道德作为后现代伦理学的具体表现形式，它对当前人与自然生态关系恶化的道德批判。只是停留在道德经验的基础上的，它应该是对生态道德普遍性的哲学消解。生态道德含有理性主义伦理学家康德等人所提倡的道德普遍性，“试图通过系统的理论致思将人的道德认识、道德判断和道德生活简化为一种固定统一模式，因此他们想方设法用某种绝对的普遍性和统一性来说明道德，而忽视了道德经验的多元性和差异性、道德观念和道德态度上的分歧、道德上的他者和他性等。”[5]实际上，社会生态道德普遍性承诺并没有给全球的生态环境带来美好前景，现代性社会中科学技术对于人的心理健康的侵扰，物欲文化对于人的心灵渠道的壅塞，市场经济对于人的道德感情的腐蚀等深层次生态问题，凸显出生态道德的普遍性在对应当前生态危机的效应中存在道德“精神分裂症”的疾患。这种生态道德“精神分裂症”在人们的心理上存在的明显特点可在两个方面得到表征：一方面现实的物质利益的诱惑使人被驱动地去做他认为在生态问题上是不道德或亚道德的事情；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不知不觉地卷入不可预测的深层次的生态道德的漩涡之中。这种道理与利益之间所产生的深层次的生态道德“精神分裂症”的实例，在现实的生态活动中枚不胜举。
　　深生态道德则是后现代伦理对生态道德“精神分裂症”的深层追问与哲学批判。它将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从普遍性和统一性的神坛上驱赶下来，还原为人与自然之间道德主体的互动，道德经验的多元，道德分歧的广泛，道德文化的差异。深生态道德采用后现代解构主义的方法来理解生态世界，用道德复杂性原理来探寻生态道德的多元性、特殊性和差异性，反对在自然生态危机上用单一的道德普遍性和统一性来说明生态道德问题，打破西方社会对生态道德进行格式化设计和一体化安排，倡导一种没有普遍性和统一性的“后现代”主义道德观。
　　二、深生态道德的元素——后现代性的道德规范
　　规范是道德的基本元素。深生态道德作为一门后现代性的道德实践科学，本身的规范要求是很高深的。这主要是后现代伦理的多元性、深层性和复杂性原理所决定的。
　　首先，深生态道德规范的范围开始从人与人向人与物方向转变，道德受益群体更趋多元性。深生态道德提倡地球生态物种多样化，要求人类应当把多种而不是一种与人相等的伦理地位赋予自然界，要求“人类应当把‘道德共同体’从‘人与人’的范围，扩展到大自然和整个生态系统的范围。”[6]生态主体多元化的形态，使其道德规范存有极大的复杂性。最明显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如果自然生态的其它物种在自然生态活动中也是道德主体，这种非人类的道德主体可以施用道德规范吗？二是人在生态道德主体的多元的情形下如何规范自身在自然生态领域中的道德标准？
　　我们知道，后现代西方伦理学有身份伦理学一说，主张道德标准的界定必须与人在社会的身份相联系。地球生态物种主体多样化的形态决定着其物种在生态世界具有某种特定的身份，其道德责任是与其在自然生态活动的身份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地球间的各种生态物种的存在，有着其自身的生态保护链的道德职能，承担着与其身份相一致的道德责任。人类如果不规范自身在生态领域的道德行为，不尊重甚至扼杀其它生态物种的主体性，那么，不仅人类本身的生态行为是不道德的或恶的，而且会招致其它生态物种对人类进行生态生活的恶报，甚至出现史蒂芬·霍金所说的地球将会毁灭的可能性。因此，人类遵守自身在自然生态活动中的道德规范是影响和造就其它生态物种道德规范的基础，是其它生态物种以德报德、以恩报恩实施深生态道德规范的重要方法。
　　其次，深生态道德规范的范围开始从显性道德向隐性道德的转向，道德规范形态更趋深层性。深生态道德规范实施的难点在于不可预见性。“目前人类对于生态循环和物种灭绝的探索，仿佛还处在古人对宇宙‘天圆地方’的认识阶段，视距相当短。”[7]例如，20世纪50年代的婆罗洲，人类为了治愈疟疾使用DDT杀死蚊子，与此同时，DDT还杀死其它小虫子，DDT毒死的虫子成了壁虎的食物，含有毒性的壁虎被猫吃了，猫的数量减少，又导致老鼠的大量繁殖危害人类。有的学者认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人们对自然界的认知一直停留在物理、化学的层面上，如今，人们对自然界的认知已经转向生态循环等层面上来。由于人类在这个层面的视距较短，类似DDT等隐性的生态问题的道德预测存在瓶颈。深生态道德是基于人们对环境道德、生态道德类似DDT等问题的深刻认识所提出来的，它不仅要研究人类已知的生态危机的道德原理，而且还要探索研究人类无知的生态危机的道德原理，是显性生态道德向隐性生态道德的一种转向。由于生态领域的“道德败坏”往往是一种无意识、非理性的道德败坏，因而也往往导致“见物不见人”的生态道德困境。特别是科学家们的新发明、新发现的研究与利用，会因为面临巨大的社会需求和利益驱动，使我们忽视潜伏在我们目力所及之外的生态危险。因此，这一含有后现代道德表现形式的隐性生态道德——深生态道德的规范，就显得格外的特别与重要。
　　第三，深生态道德规范的基本原则开始从单一的先验性向多元的复杂性方向转变，道德规范内涵更趋深层性。我们知道，现代西方伦理学的一般道德原则的创立或多或少具有先验性。康德认为，道德原则没有道德先验性的指导，“道德自身就会遇到各式各样的破坏”。[8]道德先验性的目的是使道德规范更为完备，道德的公信力更为可靠，避免道德规范有所或缺。应该说道德先验性对道德规范有着一定的话语权。然而，“后现代西方伦理学并不是否认道德的规范性，但它反对现代西方伦理学对其进行先验化处理的做法。”[9]深生态道德规范除了道德主体应具有先验性判断之外，更应具有在某一特定生态环境中复杂的多元视角的道德预判断。这种复杂的多元视角的预判断既强调生态世界显性道德生态因素在深生态道德规范中的起着一定作用，又强调作为多元的隐性道德生态形态的深生态道德的规范确立隐含有其本身固有的含糊性、不定性和偶然性等问题。因此，深生态道德规范的复杂性决定着我们需要在生态问题的善恶预判断上进行多元视角的评估，需要我们在深生态道德规范的基本原则上从单一的先验性向多元的复杂性方向开始转变。
　　三、深生态道德的精神——后现代性的价值评价
　　深生态道德作为后现代伦理思想的表现形式出现，意味着环境道德、生态道德的绝对主义和普遍主义的道德观转向了深生态道德的相对主义、多元主义的新型的道德观，其道德精神具有后现代性的价值评价特点。
　　深生态道德的评价主体单一性与评价主体多元性。深生态道德评价是评价主体运用一定的道德标准对深生态道德行为及其品质做出的道德价值评判。深生态道德提倡地球生态物种多样化，那么，深生态道德的评价主体只能是单一的人类吗？西方现代伦理学认为，一定社会中的任何人，也就是任何道德活动的主体都可以是道德评价主体，可以对某种行为的道德性进行评价。国内有的学者把这一道德评价主体一分为二：“自我评价主体”和“他者评价主体”。由于总是试图将道德评价主体归结为单一的形态，现代西方伦理学所具有的道德主体一元论特征明显，且对异质的道德评价主体多元性持排斥态度。与此相反，深生态道德作为后现代西方伦理具体的表现形式，主张生态活动的道德主体的多元性，因而，其道德评价主体也具有多元的特征。它强调“道德陌生人和‘它者’的它性”，认为地球生态物种多样化给地球生态环境带来的丰富多样美好的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善”意，就是对生态道德良好行为最好的“无声”的价值评价。
　　深生态道德的理性评价与非理性评价。环境道德、生态道德和现代西方伦理学一样，具有浓烈的理性主义色彩，它按照启蒙理性的现代性思维评价生态领域中的一切生态活动，试图为生态危机的解救提供一种普遍的、统一的理性评价标准。“在当代，全球问题的出现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的异化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也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异化上，而所有这些异化与西方近代以来的‘理性的人’的观念有着根本性关联。”[10]纵观环境道德、生态道德的评价发展状况，我们发现，每一个时代都有比较完整的道德评价标准，而且这种评价标准在相当程度上为解救生态危机给人们规范了一套普遍的实施细则，也为人类的生态活动提供了统一的理性伦理秩序。深生态道德和后西方伦理学的理念一致，它并不否定理性在道德评价中的作用，但它否定启蒙理性，否定理性评价在生态道德活动中具有决定性影响力，强调深生态道德所研究是道德的隐秘性、不可预测性，而这种后现代伦理的隐秘性、不可预测性特征，往往使得生态领域的“道德败坏”是一种无意识、非理性的道德败坏，需要用后现代伦理学的理论去建立一套非理性评价体系加以应对。同时，积极地将后现代伦理学的理性评价与非理性评价有机地结合，形成多元化的混合型的价值评价体系，有助于促进人们深生态道德观的形成。
　　深生态道德评价的具体性与抽象性。生态生活中的道德评判的运用是凭着评价主体对生态道德规范的具体性标准而实施的，也就是说深层的道德生态主体必须将其多种生态元素渗透到人类生态活动的范围内，对深生态道德规范的具体性标准形成施加影响，从而构建一种具体的深生态道德评价体系。由于深生态道德同时具有无形或隐形的“道德秩序”的形态，因此，它的评价体系除了具有具体性评价特征之外，还具有后现代伦理的抽象性评价特征。这一后现代伦理的抽象性评价特征可以在深生态道德的实践过程所隐含的张力中体现：一是深生态道德的抽象性评价并不是只简单地讲否定、批判，它十分关注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重建，力图通过多元评价的方式消除现代性所设置的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对立。二是深生态道德的抽象性评价的哲学价值基点是深生态道德的精神。对道德精神的评价，特别是对深生态道德这一含有“隐性道德精神”的评价，只用一种具体性评价是不妥当的。三是从后现代伦理的语境中观察深生态道德评价体系，我们可以看出，深生态道德评价主体的多元、评价内容的多元、评价形式的多元，使得我们不能不对单一的评价方式进行后现代性解构，从而形成多元的具体性与抽象性相结合的评价范式。
　　总之，深生态道德观是一种新的道德境界。它之所以“新”，是因为深生态道德开始超越人与自然主客分离的思维方式，以道德姿态还原为人与自然之间道德主体的互动，进入了自然生态物种互为主体的领域。它之所以“新”，是因为深生态道德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用后现代主义的多元视角解构自然生态中各种不可预测的生态问题。它之所以“新”，是因为深生态道德已经突破人类在生态活动中的“欲求境界”，进入到生态道德的“审美境界”。我们以为，深生态道德观是一种崇高的生态道德境界。
　　参考文献
　　[1]安慧.移民外星能拯救人类吗[N].中国青年报，2010-8-30.
　　[2]雷毅.深生态学思想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3]（德）卡尔·马克思，(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于文秀.生态后现代主义：一种崭新的生态世界观[J].学术月刊，2007，（6）.
　　[5]向玉乔.后现代西方伦理学中的道德[J].哲学研究，2010，（2）.
　　[6]王正平.伦理学与现时代[M].上海：三联书店，2005.
　　[7][8][10]孙秀萍.物种灭绝让人类焦虑[N].环球时报，2010-10-20.
　　[9]杨耕，张立波.马克思哲学与后现代主义[J].哲学研究，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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