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生态道德思想，其生态道德思想所折射出的理论包括“贵人贱畜”的生态道德取向、“知命敬天”的生态道德意识、“仁民爱物”的生态道德情怀和“天人合一”的生态道德境界。那么如何将这些思想理论付之于现实中呢？儒家认为要坚持一定的方法，即“中庸”之道，取物勿尽、用之有节，取物顺时、以时禁发的实践方法。

一、 “中庸”之道

   “中庸”是儒家所奉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全面性的指导意义。中庸的思想渊源源自于《尚书》，在《尚书》中有“作稽中德”、“设中于乃心”、“允执厥中”等论述，意思是不偏不倚的方法。“中庸”一词最早见之于《论语》中，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在此，孔子将中庸提高到“至德”的地位，而“无过无不及”则是中庸的具体表现。之后，子思将“中庸”发展为了“致中和”的思想，《中庸》里面提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表明，中庸或中的最终目的是“和”。就儒家生态伦理而言，“中庸”之道是践行儒家生态伦理或生态道德思想的根本性指导方法。

   “中庸”中的“中”是不偏不倚的意思，“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而“庸”同“用”，即“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之“用”的意思。因此，“中庸”就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利用的意思，是一种恰到好处的状态。在生生不息的大自然界中，人和自然万物朝夕相处，共生共存，二者都是大自然这个系统中的存在物。但是，作为具有高级生命的人类为了生存必须开采利用大自然之万物，当然，这种开发利用关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开发利用的过程中能否运用正确的方法和态度。儒家的“中庸”就是一种方法、一种态度，要求人们在开采利用资源时，不要无节制开采利用，应以中庸的方法开采利用自然之物，以中庸的方法正确处理人类与大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既要做到无须将人类利用和改造大自然的行为取消或否定，又要做到在利用和改造大自然之物的过程中顾及自然万物的利益、顾及生态环境的维护。在现行社会下，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就应该以“中庸”的方法作指导，绝不能使经济建设为“过”，环境保护为“不及”或者经济建设“不及”，环境保护为“过”，而因该使两者保持协调统一，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保护环境，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要注重发展经济。

   “中庸”之道生态伦理方法论的最终目的是“和”，正如上文所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49]当然，“和”绝不是单纯的和谐，而是“和而不同”，是在不同的基础上的和谐，是多样性的统一。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和实生物”的思想，认为世界是多样性的并且又是统一的。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2][50]这里他区分了“和”与“同”两个概念的异同。“和”是指不同事物和因素的结合，它不排斥差异，是差异和多样性的统一。而“同”是指完全相同事物和因素的结合，它排斥差异。这里，史伯所要表达的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认为世界生生不息，万物丰长而物生之，这是因为“和”。反之，如果世界“以同裨同”，没有多样性和差异性，那么不仅会没有新事物产生，而且世间万物将“尽乃弃矣”。儒家的“和”也是多样性的统一，他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可见，孔子主张多样性统一之“和”，反对无差别的“同”。就生态层面上来讲，儒家的“和而不同”的观念有助于我们认识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多样性。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地球上的人和所有生灵都以生物的多样性为持续生存的条件。儒家的“和而不同”可以知道我们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实践行动。而“中庸”所蕴含的方法论指向就是“致中和”或“和而不同”，因此，如果达到“致中和”或“和而不同”，天地就可不断化育万物，万物生长昌盛，整个自然系统将和谐统一、生机盎然。

二、取物勿尽，用之有节

    自然界的各类资源都是有限的，人们在开采利用大自然资源的过程中一定要适可而止，绝不能赶尽杀绝。因此，儒家就生态资源的有限性提出了“取物勿尽，用之有节”的开发利用方法。

    孔子、孟子和荀子主张“取物勿尽，用之有节”。孔子教导他的学生说：“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孔子认为可以钓鱼，但绝对不要截流捕鱼；可以射鸟，但是绝对不能射击鸟巢、一网打尽，而应该要时刻考虑保证自然万物的永续繁殖。孟子主张“数罟不入洿池”（《孟子·梁惠王上》）即不能用过于细密的渔网捕鱼，以保证小鱼的生长。还有荀子主张“罔罟毒草药不入泽”，“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3][51]可见，孔孟荀均主张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不要一网打尽，应该做到取物勿尽，用之有节，保持自然资源的永续性。此外，儒家害特别强调对君王而言，更是应该做到取物勿尽，用之有节。例如有曰：“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4][52]，即要求天子诸侯在打猎时，要放动物一条生路，不要滥捕滥杀、不要赶尽杀绝。又如“好坏巢破卵，则凤凰不翔焉；好竭水捕鱼，则蛟龙不出焉；好刳胎杀夭，则麒麟不来焉；好填溪塞谷，则神龟不出焉。故王者动必以道，静必以理；动不以道，静不以理，则自夭而不寿，妖孽数起，神灵不见，风雨不时，暴风水旱并兴，人民夭死，五谷不滋，六畜不蕃息。”[5][53]意思就是如果君主做了破坏鸟巢、破坏水源、破坏山林，滥杀动物的事情，那么就预示着天下将大乱，各种自然灾害都会降临等。

    还有汉代的淮南子也主张“取物勿尽，用之有节”，并对此各自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淮南子提出：“故先王之法，田不掩群，不取麛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 獭未祭鱼，网罟不得入于水；鹰隼未挚，罗网不得张于溪谷；草木未落，金斧不得入森林；昆虫未蛰，不得己火烧田。孕育不得杀……是故草木之发若蒸汽，禽兽之归若流泉，飞鸟之归若烟云，有所以制之也”[6][54]所以，淮南子认为当人们在利用自然之物的时候，不要过分的竭泽而渔、焚林而猎等，要保证各种动植物资源能各得其所，欣欣向荣。

    综上所述，儒家所提倡的“取物勿尽，用之有节”的生态道德方法论与现行社会所倡导的适度开发原则是一致的。“取物勿尽，用之有节”的生态实践方法对保护当时自然物种的多样性和永续性、维护当时社会生态平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受传统“人定胜天“价值观念的影响，现行社会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差，水土流失、物种灭绝、滥砍滥伐、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等生态恶况已经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环境。这些生态恶况，可以认为是人类不合理的利用资源造成的，人们为了追求某一眼前利益而不顾资源的有限性与容纳性，过度的砍伐、过度的狩猎、过度的排污等等。介于此，当我们在与大自然打交道的时候、在于生态环境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践行“取物勿尽，用之有节”的生态道德方法论，因为我们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我们的生态环境是脆弱的、我们的地球家园是唯一的。

三、取物顺时，以时禁发

    大自然万物的生长都有其正常时令，大自然万物的发展变化都有其内在的规律。因此，我们在开发利用大自然资源的过程中应该顺应时令，保障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应该要呼吁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法律政策等，规制人们不顺时令的行为。就儒家生态道德思想而言，儒家看到了保障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提出了“取物顺时，以时禁发”的生态道德践行方法，主要表现为儒家各代表人物的生态思想当中。

孔子主张“取物顺时，以时禁发”，他非常重视取物顺时的生态道德实践观。例如，孔子针对谷物瓜果之类坚持“不时，不食。”（《论语·乡党》）即没等到谷物瓜果正熟可摘之际，就不会滥采摘食用之。同时，孔子又认为：“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祭义》）即认为对于砍伐树木、猎杀野兽之类，如果没到正当该砍该杀的时候，就不应该砍杀，否则，将是大不孝。可见，孔子已经将“取物顺时，以时禁发”上升到了“孝”的伦理高度了，这反映出孔子对这方面的高度重视。

    孟子同样重视“取物顺时，以时禁发”的实践方法论，孟子在拜谒梁惠王时，曾奏章梁惠王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7][55]此外，孟子还说：“鸡豚狗彘之畜, 无失其时,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 勿夺其时, 数口之家, 可以无饥矣”[8][56]可见，孟子要求人们要掌握自然时令规律，适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荀子在前人的基础上，同样强调“取物顺时，以时禁发”。例如荀子说：“养长时, 则六畜育; 杀生时, 则草木殖。”[9][57] “养备而动时, 则天不能病,倍(背) 道而妄行, 则天不能使之吉。”[10][58]综合起来看，荀子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要保证六畜繁育、草木繁殖才可以杀生利用，违背时令去采用资源不仅不能达到有衣服穿、有肉吃的目的，反而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除此之外，荀子还从制度层面系统地阐述了“取物顺时，以时禁发”的生态道德践行观。荀子说: “圣王之制也: 草木荣华滋硕之时, 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 不绝其长也, 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产卵) 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 不夭其生, 不绝其长也;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四者不失时, 故五谷不绝, 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绍川泽, 谨其时禁, 故鱼鳖优多, 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 故山林不童, 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从中可知，荀子直接将“取物顺时，以时禁发”的生态道德践行方法定位于制度层面，呼吁通过制度来规范调整人们的行为，指导人们的生态实践。

    此外,《礼记·月令》里面也对儒家“取物顺时，以时禁发”的生态实践观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履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胔。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11][59]从中可知，正当万物复苏生长之时，禁止人们破坏鸟兽之穴巢，禁止猎杀伤害鸟卵、虫胎、雏鸟等，禁止人们因大兴土木而过度破坏自然林木等。这些都反映了儒家重视生态平衡、保障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道德理念，重视“取物顺时，以时禁发”、适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生态道德方法。总之，儒家所倡导“取物顺时，以时禁发”的生态道德实践方法具有很高的可借鉴生态价值，它对于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强化人们的生态观念、指导现行社会的生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儒家生态道德思想中所蕴含的实践性方法论表明，当人们在与生态环境或大自然打交道的时候，应该要以“中庸”之道的总方法论来作总体导向，做到既能保证合理充分自然资源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又能保障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应该要以“取物勿尽、用之有节”、“取物勿尽、用之有节”的子方法论来作具体引导，做到既能保证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又能保障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总之，无论是“中庸”之道还是“取物勿尽、用之有节”、“取物勿尽、用之有节”，它们的方法论意义总体上都是为了保障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发展、保障人类唯一的生存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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